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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人的本质——中唐以后诗人的身份审视

作者:李舜臣(江西师范大年夜学文学院教授)

中唐之后,书生的身份意识亦趋浓厚,此中一个紧张的标志便是自编诗文集,分外是雕版印刷术发现之后,此风尤盛。日本学者内山精也考察了45种可以揣摸编辑颠末的唐人别集,此中,书生生前直接介入编撰的有19种;这19类别集皆呈现在大年夜历之后,中唐7例,晚唐有12例,而且跟着光阴的推移,纯挚的诗集和诗歌比量更大年夜的别集呈现的数量也更多。(内山精也著,张淘译:《媒体厘革前后的书生和诗集——从初唐到北宋末》,《长江学术》2016年第2期)中唐之后,还有不少书生因仕途蹇塞,转而专攻诗艺,以致以此为生平大年夜业。例如,杜荀鹤身世寒微,中年始中进士,亦久未授官,其《秋天怀九华旧居》称:“吾道在五字,吾身宁陆沈。”是以,晚唐孟棨《本事诗》纪录他们的古迹时,每每不冠以官衔,而径称“书生”,如称“书生许浑”“书生刘希夷”“书生张祜”等。这注解“书生”作为一种身份类型徐徐得以确立。

“书生”作为一种新的身份类型确立之后,一方面引发了人们对诗歌创作的热心,很多读书人因诗得官,因诗立名,“诗圣”“诗仙”“诗佛”“诗家皇帝”等称号风行一时,“书生”仿佛风光无限。但另一方面,很多书生的现实际遇与抱负中的“书生”又存在着伟大年夜的落差,从而孕育发生一种强烈的焦炙感和无奈感。在传统“诗教”中,“书生”的“成功典范”无疑是《诗经》的作者,由于他们以诗“厚人伦、美修养、移风气”,倡“正始之道,王化之基”,代表着精巧精神之极则。然而这种“成功典范”,后世书生每每很难企及。

明仇英绘《浔阳送别图》 资料图片

白居易曾逝世力高扬诗歌的代价:“人之文,六经首之。就六经言,《诗》又首之。”(《与元九书》)可当他核阅自我创作时却说:“予不佞,喜文嗜诗,自幼及老,著诗数千首,以其多矣,故章句在人口,姓字落诗流。”(《序洛诗》)“落”字有“沉溺腐化”之意,可见白居易虽嗜好诗文,著诗甚富,却又不甘于“书生”这个称号。杜甫《宗武生日》曰:“诗是吾家事,人传世上情。”《赠蜀僧闾丘师兄》又云:“吾祖诗冠古,同年蒙主恩。”这既是杜甫对家世的自矜,亦是他对“诗神”的最高礼赞。但仔细考察,这两首诗都是杜甫辗转、流寓蜀地时所作,“窃比稷与契”“致君尧舜上”的人生抱负幻灭殆尽,唯以诗歌作为着末的精神依靠。明乎此,我们便不难体会陆游《读杜诗》中的叹息:“后世但作书生看,使我抚几空嗟咨。”而陆游之以是有这样“同情的懂得”,实因他亦有同样的体验。乾道八年(1172)冬,陆游从抗金火线迁调成都,路过剑门关,小雨蒙蒙中,骑着蹇驴低吟:“此身合是书生未,小雨骑驴入剑门。”(《剑门道中遇微雨》)抒写的是壮志难酬的无奈与自嘲。陆游还说:“墨客本欲辈莘渭,蹭蹬乃去为书生。”(《初冬杂咏》其五)又说:“本慕修真谢俗尘,中年蹭蹬作书生。”(《老学庵北窗杂书》其一)济世不能,修道未成,蹉跎蹭蹬之后,唯有作书生而已。白居易、杜甫、陆游的谈吐注解,无论是最初的志向或者终极的瞩目,“书生”都不是他们的第一身份选择;彷佛只有在功名抱负破灭之后,才有可能认同这一身份。虽然我们也可以看到类如杨万里“诗家杂压君知么,压尽三公况九卿”(《跋汪省幹诗卷》其二)的自大言说,但在中国古代,这样的声音并不嘹亮,更为主流的是“百无聊赖以诗鸣”的悲情表达。

古代书生核阅自我身份时之以是会孕育发生这种生理,很大年夜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普遍意识到“书生”具有“薄命”“例穷”的特性。这一特性意味着写诗难以支撑起书生的生存。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职业书生,书生使用写作而谋生的征象并不普遍,国家与社会也没有付与或规范书生以特定的权利和使命。只有将“书生”的身份置换为“官员”的身份时,才有可能获取保持生计的利禄。然而在前人眼中,“仕进”与“写诗”每每难以两全,“官运”与“诗运”常相背离。《宋史·欧阳修传》云:“学者求见,所与言,未尝及文章,惟谈吏事。谓文章止于润身,政事可以及物。”在欧公看来,“吏事”与“文章”的感化全然不合,前者可济世界,后者只能独善其身。宋人杜范《康秋惠诗和其韵二首(其一)》云:“自怜夷易近事冥烦日,却是书生得句时。”(《清献集》卷四)这种不雅念彷佛可经由过程史实得以印证。文学史上有不少书生像唐代的孙逖,当其官运就手、青云直上之时,创作水昭雪而走下坡路;而像张九龄、苏轼等书生的创作高峰,恰是他们掉意外放之时。是以,清人余云焕《味蔬斋诗话》卷三论赵翼说:“瓯北‘既要作好官,又要作好诗;势必难两遂,辞官攻文辞’。又曰:‘诗有一卷传,足抵公卿贵。’余谓官职、诗名两俱入手,能有几人?显晦听命于天,著作操之自我。”“官运”与“诗运”的背离,意味着诗歌不仅难以谋得利禄,以致还晦气于助成事功。

小我自我身份的选择和认同,从根本上说,还受到了全部社会代价评价体系的影响。前人更认同的是他们借以“立德”“立功”的身份——阶衔、封号和职业,而非“文人”“书生”“辞人”等身份。曹植《与杨德祖书》云:“吾虽德薄,位为藩侯,犹庶几勉力上国,流惠下夷易近,建永久之业,流金石之功。岂徒以笔墨为勋绩,辞赋为正人哉!”韩愈《和席八十二韵》亦曰:“多情怀酒伴,余事作书生。”晁补之《海陵集序》以致说:“文学前人之余事,不够以发身……至于诗,又文学之余事。”这种文化生理,凸起地反应在他们死后墓石上镌刻的头衔,由于这一头衔具有“盖棺定论”的意味,故前人待之慎之又慎。我们看到,前人墓石上镌刻的头衔一样平常是他的官职、科第或封号,而极少题为“书生”“文人”“词人”等称号,只管前者的声名远不如后者响亮。文学史上两个闻名的特例——元好问和吴梅村子,他们的三尺碑石分手书以“书生元遗山之墓”和“书生吴梅村子之墓”。不过,这是他们出仕新朝而误尽生平的痛悔,不是一种常态之下的书写,背后透显的反而是无尽的悲惨,闻之者无不唏嘘叹息。

总之,中国古代书生在核阅自我作为“书生”的身份时,大年夜多流露出一种自嘲、无奈、焦炙的心态,“书生”并非他们的第一身份认同。造成这种征象的缘故原由,不在于诗歌自身,而在于全部社会代价评价体系。是以,想要开脱这种逆境,消解焦炙,则必须努力消灭世俗不雅念的影响,回归诗歌和书生的本色。

首先,规避世俗的目光,回绝媚俗,执着于自我抱负的追求。例如,中唐苦吟书生大年夜多运命蹇塞,却甘于贫穷和寥寂,躲在阴冷的禅房、廨署,砥砺着精美的诗句,视诗歌为生命的归宿,以致呈现了像刘得仁那样“为爱诗名吟至逝世”(释栖白《哭刘得仁》)的殉道者。这种与现实的抗衡要领,若干具有几分悲壮的色彩。

其次,从理论上从新探究“书生”的含义。分外是在晚明个性解放思潮和性灵诗学推动之下,不少诗论家提出了他们抱负中的“书生”形象。袁枚《随园诗话》卷九引王西庄(王鸣盛)语说:“所谓书生者,非必其能吟诗也。果能胸境超脱,相对温雅,虽一字不识,真书生矣。如其胸境肮脏,相对尘俗,虽终日咬文嚼字,连篇累牍,乃非书生矣。”“真书生”取决于作者胸境是否超脱,气质是否温雅;而作诗、吟诗只是一种外饰,并非鉴定“书生”的需要前提。“真书生”的提出,改变了传统的“书生”不雅念,它既非指典范的书生——《诗经》的作者,亦非泛指统统写作诗歌之人,而指向的是一种生命境界或生计状态。这与海德格尔所说的“诗意的栖居”异常靠近。是以,袁枚称赏此言“深有得于诗之先者”。

中唐以来人们总结的书生“薄命”“例穷”等特性,着实是仅基于社会学层面的熟识。相对而言,明清诗论家对“书生”的探究,因更重视于书生的性灵、天禀、人格等方面,从而更能捕捉到“书生”的某些本色特性。黎遂球《顾不盈和拟古乐府诗序》说:“本日下多言诗之人,然而无多书生。夫所谓书生者,而必深居泉石,钓弋简出,置圆滑于不闻而后为诗。”(《莲须阁集》卷十八)黄宗羲《景州诗集序》说:“书生萃寰宇之清气,以月露、风云、花鸟为其性情,其景与意弗因素也。月露风云花鸟之在寰宇间,俄顷灭没,惟书生能结之不散。”(《南雷案牍》卷一)袁枚《随园诗话》卷三则说:“书生者,不掉其小儿百姓之心者也……近人陈楚南题后头丽人图云:‘丽人背倚玉阑干,惆怅花容一见难。几度唤他他不转,痴心欲掉落画图看。’妙在皆孩子语也。”所谓“置圆滑于不闻”“寰宇之清气”“不掉其小儿百姓之心”,强调的是书生任运自然、绝尘息虑、无邪无滓的风致,这显然不合于传统“诗教”所设定的“典范书生”。

《光嫡报》( 2019年06月17日 13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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